2012 研究特寫／打造更理想的媒體生態──蘇蘅老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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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特寫／打造更理想的媒體生態──蘇蘅老師

•  2012-12-24
•  Ruling Digital

【傳播學院劉倚帆報導】2000年，美國好萊塢推出一部改編自真人真事，名為“Erin Brockovich”的電影，故事主人翁Erin生活困頓，卻有著積極的人生態度。片中，她不僅在逆境中求生，更為公共利益奔走，憑藉著不輕言放棄的堅持，Erin為居住的小鎮伸張了正義，使居民免於受到威脅迫害。這部電影在台灣上映時，片名翻譯為《永不妥協》，凸顯了這部影片所要強調的精神。

　蘇蘅老師的人生故事，活脫是Erin的翻版：「人要為自己的人生設立遠大的目標，因為只要自己相信，就做得到。」
 
　家境清苦  求學毅力過人

　「坎坷是我的逆行菩薩」，「因為人生旅程很早就不平順，所以要對你擁有的事物心存感謝。」蘇老師說，18歲那年她念高三，父親突然中風失業，全家生活一夕無著。那年考上大學，本是美好人生的開始，她卻面臨要輟學，或是夾在工作和念書之間，她選擇半工半讀，白天念書，下午到晚上連上兩個班。

   從大學到研究所都是如此度過，不但讓她學習很多人生經驗，更知道人可以發揮很大的潛能。

   法律系學生畢業多半準備做律師，要不就是做法官。然而，大三暑假到台北地方法院的實習經驗，卻改變她的志向。

   兩個月的實習期間，蘇蘅主要擔任地院的卷宗整理工作，其他時間，她總是盡可能上法庭，旁聽各種案件審理，學習課本上沒有的知識。

旁聽官司  人生決定轉彎

   有一天，蘇蘅旁聽一件車禍刑案。在觀察審理過程中，雙方各執一詞，互不相讓；她發現社會複雜，人心難測，懷疑自己如何在剛畢業之際，就能忠實地為他人的生死把關？因此決定人生轉個彎。剛好媒體在招考，她順利進入職場，開啟另一個視界。

   為了彌補相對不足的新聞專業，台大法律系畢業的蘇蘅考進政大新聞所碩士班，接受理論知識與實務的洗禮。她很感念政大新聞所給她許多知識的醍醐灌頂。

   她如數家珍：「徐佳士老師的傳播理論、潘家慶老師的傳播與國家發展、陳世敏老師的傳播研究方法，每門課都讓我深獲啓發。」她表示，「到了博士班，又是一個不同的世界」，在校園中廣泛接觸到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的多元知識，不僅從中體會傳播的跨領域特質，這些老師喚起她對知識追求的熱情，「學術是個有容乃大的世界，我學到教育需要普遍分享，知識需要不斷接融鑽研，才能邁向更高層次」。

負笈海外  啟發學術研究

   她的第一份正職，是聯合報地方版編輯。當時地方編輯每年至少要到中南部訪問兩次，蘇老師因此認識許多草根人物，聽到許多鄉土故事。一次到台南訪問農民，讓她深感「真正到台灣農村，才覺得台灣城鄉差距很大：台北人眼中的農產品價格，也許只是一兩塊錢的價差，但這小小的數字，卻能深刻影響農民一整年的生計。」

   她為農民的生活世界觀感到震撼，也發現原來每則故事中，都有不同的「人」的溫度和價值。她覺得走入社會，關心底層，才是自己真正的熱情所在。

   進入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攻讀傳播碩士，是另一個轉捩點。

   由於有教育部公費支持，這趟負笈遠行，讓她在知識之海中盡情探索，「密西根州大當時大師雲集，提出『創新傳布』理論的Everett Rogers、組織傳播的Richard Farace、Peter Monge，人際傳播巨擘Gerald Miller，都讓密州大成為聲望與資源兼具的重要學府。」蘇蘅在美國受到的啓發，也讓她早年走向傳播行為和效果研究。

平衡世界文化的貧富

   蘇老師回想，從博士論文到近年的倫理研究，都環繞在對現實問題的關切與思考。

   蘇老師的博士論文是研究電視方言節目的文化意涵，當時已經關注大眾媒介中的多元文化價值；她指出，媒體產業的變遷過程，必然出現各種問題，「這些現象都在我們周遭發生；我不在乎新聞以什麼形式傳達給讀者，紙本或數位，只要新聞媒體的社會責任沒有改變，都是可取的。」

   她因此投入報紙產業發展趨勢分析，並以「小報化」(tabloidization）概念指出台灣報業面對商業壓力的隱憂。晚近媒體「業配」現象越發氾濫，她也探討「置入性行銷」概念，深入理解其中爭議與影響。蘇老師認為，學術研究者除了研究問題，也要承擔社會責任，設法改變這種狀況。

   媒介全球化研究，則帶她投入另一個全新的領域。「要感謝汪琪老師帶我入門。」

   蘇老師不僅在《台灣傳播學的想像》一書中，撰寫〈傳播全球化研究在台灣〉專章，為學子擘劃領域圖像，也關心境外電視頻道進軍台灣採取的全球在地化策略，目睹美劇、日劇、韓流一波波襲來，讓她對台灣影視產業深懷憂患意識，認清「世界不是平的」。蘇老師指出，「因此我們需要聰明、有效的手段，來平衡這個世界文化的貧富天秤！」

   蘇蘅說，這個研究領域可以和全球文化的呼吸與脈搏相連，讓她不僅能轉身反思華人世界的發展，更能「以多元而自由的方式，讓心靈進行毫無拘束的探索與馳騁。」

關心青少年傳播議題

   特別的是，蘇蘅也關心青少年傳播議題，她說：「因為我想要更瞭解我的孩子，也透過我的孩子瞭解年輕的世代。」

   蘇老師說，為人父母，一定都想過「我如何能夠成為一個更好的父／母親？」她的第一個研究──漫畫研究，就在透過研究，捕捉青少年的媒體使用行為，以及流行文化對青少年的影響，進而用研究資料與自己對話，調適自己的母親角色。

   但她同時仍面向社會，思考如何在新科技影響兒童青少年生活每個面向的當下，對兒童與青少年進行媒體素養教育：「現在家長都把小孩交給媒體養了，讓孩子提早認識媒體更有其必要。」

   進出產、官、學三個領域，蘇老師深知媒體產業的困境與局限，對產業發展方向也有更深入的思考。

   民國99年到101年，蘇老師擔任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（NCC）主委的經驗，讓她深刻體會，「擬定推動法制規範的過程中，其實牽涉了多方利益的角力，非常複雜；如何以專業面對各方壓力，是最大挑戰。」

   除了推動修法，她另外逐步落實通訊傳播產業資料的建置。「無論是產業管制或產業發展，確實描繪產業圖像，都是必要的第一步，也是決策時最重要的基礎。」蘇老師說，擔任主委期間，她曾訪問英國、瑞典、奧地利與韓國的傳播主管機關，發現他們都有非常完整的產業資料，且有世界評比和進步指標，無不訂出國際競爭的假想敵，像英國的數位匯流政策即以「超德趕韓、世界第一」為目標，這種企圖心和執行力，非常值得台灣學習。

打造更理想的媒體生態

   蘇老師認為，社會上對大眾媒體表現有所貶抑，「因為台灣法律既落伍，也不夠用。」她認為，立法管制媒體應該朝向結構管制而非只作內容管制，「而且不能管得太過，否則會喪失多元價值。」蘇老師這番言語中透露著，「管制」的分寸拿捏之間，盡是學問。

   跳脫主管機關「決策者」的思維，從「學者」的角度思考，蘇蘅認為，無論產業趨勢為何，「媒介倫理」或許仍是顛撲不破的重要價值。近兩年她正以倫理為題，進行專題計畫研究。

   蘇老師說，傳統的媒介倫理意指「公正」、「客觀」等價值，但這是來自西方的倫理想像。她目前研究初步發現，媒介倫理其實具有濃厚的在地性，「也就是說，台灣本地對媒介倫理的理解，看似很西方，其實具有濃厚東方色彩。」蘇老師說。
 
   經過產、學、官的歷練，蘇蘅不改對社會問題的關注；對傳播、社會、人的熱情更勝以往；尤其，「對公共利益的堅持，在科技快速變化、媒體板塊移動的時代更為重要。」

   蘇蘅認為，對於媒體生態、學術研究、社會問題，都要一心一意，不斷投入關注與努力，正如《永不妥協》中的真人真事，堅持去做，會有它的一片天。

【小檔案】
蘇蘅
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博士
傳播政策與法規、新聞編採實務、媒介產業與社會、媒介全球化、研究方法